数千年来，中医学的积累和流传，主要依赖文献的载录。西学中人作为中医的一分子，要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，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，首先应重视文献的力量。

　　从“取”到“予”

　　笔者认为，文献对医者而言，有“取”和“予”两个方面。有人将学术的各个阶段比喻成蚕的一生，从吃桑叶、消化吸收，到吐丝、结茧。文献之于医者，大致也是这样一个过程，从“取”，即检索、阅读、吸收消化为我所用，到“予”，即传道授业解惑，形成论文、论著、专利、新药、新技术等学术成果，为他人所用。

　　“取”，即通过检索阅读文献，学习借鉴他人学术思想、临床经验、科研思维与方法等，用于临床与科研。查阅检索文献贯穿于临床和科研活动的始终。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的文献研究包括古今中医药文献、现代医药学文献如临床、基础、预防、康复、社会医学等，以及生命科学文献、其他自然科学技术信息文献、人文科学信息文献、哲学(研究)文献等。应密切结合从事的专业、研究的课题或方向，做到全面系统、深入、综合古今中外相关文献信息的研究。

　　当前对于中医文献的“取”用，存在明显的不足，主要是在文献选择上厚今薄古。当代中医人相较我们的前辈，涉猎古籍明显减少，主要关注国内外医学最新进展，尤其是近十年文献，如期刊论文、学位论文、专著、专利、成果、中成药部颁标准等。读研时，一位同窗说，其导师所讲医理医方，许多在常用的学术搜索引擎上遍查无果，不知出自哪篇文献。我们限于当时的认知，根本没有意识到古代文献对于中医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。今日忆之，该导师所论多是出自中医古籍，或我们尚未涉猎的其他文献。

　　西学中班老师们常对我们说，学中医者，应多读古人书。从西医学的体系转入中医，我虽自学了一些中医古今著作，但未成系统，未得要领。来到西学中班后，接触到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，如河图洛书推演阴阳五行，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形成和发展阴阳学说，五运六气预测气候物候、疾病变化。课堂上，跟名师研读中医四大经典古籍，有一种醍醐灌顶、大梦初醒的感觉。尤其是《黄帝内经》的学习，对我触动极大。以往中医老师时常脱口而出的一些话，如“形寒冷饮则伤肺”“五脏六腑皆令人咳”“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，以平为期”等，大多出自《黄帝内经》;后世历代医家的学说，如仲景所创六经辨证、刘完素之六气皆能化火论、温病卫气营血辨证、当代络病学说，均源出《黄帝内经》。多年前老师即嘱背记《黄帝内经》病机十九条，虽抄录后张贴案旁，实未曾用心诵读领会。正如陶渊明在《归去来兮辞》中所感：“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”

　　其他学科的古代文献，大多是供研究历史之用，而中医古代文献却是仍在被广泛应用的科技文献。中医文献中现代文献的处理和利用方法，与现代科技图书情报的检索利用相似，但对古代医学文献的整理和利用，却不能被现代图书情报的检索利用方法所包括。充分认识到古代医学文献的重要性，认真学习中医文献学方法，找到指引利用它们的门径，才能更好地“取”用之。

　　“予”，即总结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，形成文献留给后人。就像人禀父母之精、天地之气而生，传精气于子嗣，生养教化，最终归而化为天地之气一样，学术也要“传宗接代”，不因自然人的消亡而失传。再高明的医生，如果没有著述等学术载体流传于世，也难以延续其学术生命。

　　“取”和“予”之间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“取”是“予”的前提，“予”是“取”的结果。这个结果，又可被后来者“取”用。如此接连不断，推动学术与临床不断向前发展。

　　文献的力量

　　“取”，可有力促进科研与临床

　　善于“取”用文献，对于科研与临床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。

　　屠呦呦研究员是我国著名“西学中”药学家，1969年接受抗疟药研究任务后，屠呦呦领导课题组首先把目光瞄准了中医文献，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、本草、民间方药入手，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编写了640种方药为主的《抗疟单验方集》，组织团队进行300余次筛选实验。借助文献的力量，将研究范围迅速缩小，避免了大海捞针式的盲目探寻。最后，屠呦呦从《肘后备急方》这部古籍中对青蒿截疟的记载“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，绞取汁，尽服之”得到灵感，改用低沸点溶剂提取，获得了抗疟有效单体——青蒿素，拯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。其研究成果让全世界确信了毛泽东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，应当努力发掘，加以提高”的英明论断。

　　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已故名中医刘炳凡先生，是名满海内的中医临床家，毕生重视文献。刘老倡“读书不忘临证，临证不忘读书”，一生专注于医道，手不释卷，不断从古今文献中吸“取”养分，用于临床;又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反思，带着疑问读书，寻找真理。人称中医“活字典”。他从文献中吸取了无限力量，转化出丰硕的成果，一是教书育人培养后学，二是笔耕不辍著述不断，三是积极投身新药研发。其中，在古籍研究方面，他在《黄帝内经临证指要》中补《黄帝内经》有论乏方之不足;在《脾胃学真诠》中指出“百病的虚实生死逆顺之枢机在脾胃”，提出“治病必须‘治人’”的基于中医整体观的治疗学思想;他的《伤寒论类方辨证》按教科书式的严谨结构框架，对《伤寒论》类方进行重新整理。在学术传承方面，他将自己的学术思想、临床经验、养生心得等编著成书，相继出版，留下了值得后辈反复研读的学术遗产。在新药研发方面，他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李聪甫、欧阳锜一起，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古医书《养生方》为依据，综合把握了聚精、养气、存神的理念，研制出著名中成药“古汉养生精”，成就了“一个方子救活一个药厂”的佳话。

　　“予”，滋养后来者

　　医者应有及时整理文献，发表、出版文献，推广研究成果，“取”而复“予”的理念。悬壶济世不能局限于看好病，因为一个人的时间、精力是有限的，应将好的学术经验分享、传承下去，使其发扬光大，才能通过千千万万的医学工作者，让更多的患者受益。师承授受是生动的、全方位的活态传承，有其必要性，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以文献的形式广为发布，使之泽被后世，是更有影响力的传承形式。张仲景著作《伤寒论》流传一千多年，长盛不衰，就是最好的例证。仲景的精神生命以文献的形式“活”下来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　　文献是古今医药学科研与临床所积累的文化宝库，是当代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。她像母亲的乳汁一样，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我们。若以蚕的一生作比，文献就是那取之不尽的“桑叶”，文献也是那吐丝做出的“茧”中的一部分，会成为滋养后来者的新养分。

　　文献就是很多大医医术医德医风的精神载体，医者应亦“取”亦“予”，悬壶济世的同时，也为后人留下点什么。

　　一入医道深似海，需常学、常思、常读书。读书临证到了一定境界，便可能有万千想法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医者要有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雄心壮志，多学多思多临证，“办好进货”，有“货”才能倒得出;更要有泽被苍生，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远大理想，才能在日复一日的劳心写作中乐此不疲。

　　总之，文献之于医者，是源头，更是归属。西学中人应从“取”和“予”两个方面，掌握获得文献的正确方法，吸取文献的力量为我所用，并努力将其转化为新的临床、科研成果，形成新的文献，促进中医药、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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